植根党章理想的力量

发布时间:2017年03月30日 点击数: 作者:机关党委 来源:河北党建网

植根党章理想的力量

 

“尤其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对中共的成功‘秘诀’很感兴趣,但又不是很理解。”谢春涛尝试用更活泼的视角,对中共的历史轨迹作一番梳理和解读,于是有了历时一年而成的《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一组直率的问题构成全书脉络,比如“为什么能建立新中国”、“为什么能收拾好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为什么犯过严重错误还能得到人民支持”,直至“为什么能管理好有近8000万党员的大党”。

  历数体制和机制的若干优势之余,书中一处如此写道:中国共产党规定了合乎实际的入党条件……即使是没有文化的工人农民,也一听就明白,一听就知道共产党是一个先进的党。后来的党章也强调要从先进分子中吸收党员……

  “绝不应该忽视中共的理想信念,以及在实践这些理念的过程中党所形成的感召力和影响力。”谢春涛告诉《望》新闻周刊记者,中国共产党逐步发展壮大,并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战斗力,与之有很大关系。

  “惊人的政治觉悟”

  谢春涛所说的理想信念,源于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几经淬炼,已化作90年来历次党章的底色。

  1921年中共一大提出首个纲领,虽然算不得完备的党章,但开宗明义写道,要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伴随而来的是一整套催人奋进的意识形态“蓝图”,吸引着一大批中国当时的先进分子。“从此我抛弃了旧我,开始了最有意义的革命的新生。”其时仍在军阀部队身居高位的朱德,后来这样回忆自己1922年入党时的心情。

  与同时代活跃在中国舞台的众多政党组织相比,崇高理想非独中共所特有。不同的是,中共提出的高远追求不只写在本本里,也被长期转化为党人的精神信仰和集体自觉。这在数十年前已被当时的观察家所注意并予以重视。

  1944年8月,美国驻华使馆外交官谢伟思以军事观察员的名义来到延安。事后他这样记述在延安的见闻:那里不存在铺张粉饰和礼节俗套,言辞和行动上都如此……人们是严肃认真的,倾向于一种使命感。那里有惊人的政治觉悟。

  这种“使命感”和“政治觉悟”,既有中共在选择党员时的要求,很大部分上也源于党对其成员的理念塑造。谢伟思的延安之行过后一年,中共七大召开,刘少奇在大会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了“一件极端重要的工作”,就是必须从思想上、政治上去启发与提高党员群众的觉悟,从而巩固党的组织和纪律。“首先必须启发与提高高级干部与中级干部的觉悟,”刘少奇说。

  七大通过的党章,是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完全独立自主修改的党章,被党史研究者公认为中共成熟的重要标志。中共的理念以及在不同阶段的奋斗目标,在这部党章的总纲部分都有明晰阐述。

  党章强调为实现理想,“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中国共产党要求自己的每一个党员,积极地自我牺牲地进行工作”。这是对中共党内洋溢的理想主义色彩的一笔“点睛”,其精髓也为此后历次党章所袭承。

  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原副院长甄小英看来,正是因为中共对其党员提出更高要求,要求他们具备奉献精神,把人民利益放在最前面,把自己放在为解决问题进行奋斗的最前面,因而才爆发出极强的感召力和凝聚力。

  这种革命理想主义情怀以及随之而来的高昂精神状态,一度遍及全党,直至全国。邓小平在1979年回忆起,上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中国的社会风尚是非常好的,“在艰难的时候,人们都很守纪律,照顾大局,把个人利益放在集体利益当中,放在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当中,自觉地同国家一道来度过困难”。

  谢春涛评价说,如果没有这样一直以来非常强烈的理想信念,很难想象中共能够顺利度过历史上数次重大挫折期。比如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低潮,比如二万五千里长征,抑或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

  “共产党从光秃贫瘠的山区出发,在一个从满洲到长江流域的巨大弧形范围内,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出于同样的见解,70年前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如此记述,“他们深入到每个乡村的基层去,用自己的意志和自己的口号唤起了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日本人都无法想象的巨大力量。”

  “解决中国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虽然底色不变,但中共的理想信念在90年间还是发生了或多或少的调整。这在党章中留下了深刻印记。

  甄小英分析,中共成立伊始就明确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因此在一大纲领中表明理想,追求人类得到真正的解放。不过当时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对中国的国情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性还缺乏深刻的认识,还没有把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区别开来,对当时的革命任务是什么,要经过什么步骤才能最后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重大问题还不可能认识清楚。

  党的二大第一次把党在民主革命中要实现的目标同将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实现的长远目标结合起来,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并指出要通过民主革命进一步创造条件,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当然,二大还不可能对中国革命的道路有个清晰正确的认识。经历艰苦卓绝的探索,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才逐步开创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领导人民探索中国革命成功道路的最前列。这一伟大探索的集中体现,就是毛泽东思想。

  七大召开时,抗战接近胜利,新中国的愿景正在浮现。此时中共已经积累了20余年革命斗争经验,拥有100多万党员和近1亿人口的根据地,因此党章中写入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并提出现阶段实现新民主主义的目标和路径,将来阶段则“经过必要步骤,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制度而奋斗”。

  八大召开于新中国成立之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时,是中共从革命党成为执政党后的首次全国代表大会。面对全新的局面,八大党章提出彻底消灭剥削制度,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

  1982年通过的十二大党章,在拨乱反正之后,确定了阶级斗争已不是主要矛盾,因此在重申共产主义最终目标的同时,也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点,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

  “适应形势和保持灵活是生存之道。”国外有研究者如此评论。

  “理想信念符合规律,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始终都是在解决中国最需要解决的问题。”甄小英认为,中共理念的变化,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不断深化结合的过程,因此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具体的奋斗目标也有所不同。反映在党章中,就是任务路线、指导思想的丰富和调整。

  继1997年十五大将邓小平理论写入党章、2002年十六大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党章之后,2007年的十七大党章将这些指导思想归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上海市委党校研究生部主任梅丽红认为,中国共产党90年来坚持了一种很重要的品格,即正确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通过对中国国情和社会实际的研究作出了很多理论上的创新,反过来指导现实的实践。

  “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务实和辩证,”梅丽红说,务实指不是刻板地从理论出发,而从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辩证指的是充分考虑到中国的特殊性。比如革命战争年代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极大充实了中共的同盟军队伍,这种创新很自然地得到了当时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护。

  “中国共产党的成功,正是通过不断应对现实中出现的重大问题,来创造性地提高解答能力。这种能力的提高,让党的理念可以更好地为人们所接受。”梅丽红说。

  接轨现实

  这种更接轨现实的理念,事后证明也往往更具成效。“从历史教训中我们得出一个结论:越是主观力量可以做到的事情,越要考虑客观规律的结果会不会给我们的事业带来不利的后果。”梅丽红说。

  党史研究者注意到,在中国共产党90年的革命和60年执政史上,但凡提出不切实际的构想,难免头撞南墙,而这种碰壁随后又动摇了党内的基本理念。十年文化大革命,以及试图以群众运动来消除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最终都给众多中国共产党人带来极大的思想冲击。

  从另一个警示角度,美国政治学者李侃如曾将中国共产党当前面临的问题概括为两个方面:一个是缺乏一种催人奋进的意识形态来激发其成员胜任于公共服务并忍受牺牲;一个是腐败已经深深地渗入党的组织,可能增长到危害党的道德权威和纪律的程度,并在实际上损害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

  由此,多名专家认为,和当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样,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也面临着理想和现实如何统一的问题。

  行百里者半九十,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新起点上,回顾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30余年来的历史,不难发现,中国社会曾经历了从“人心思定”到“人心思变”,再到“人心思兴”的过程。30多年前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动荡中摆脱出来的人民,渴望安定的社会环境;此后的改革与转折来势迅猛,在若干历史问题讨论尘埃落定之后,社会面临着思考未来的走向,“思变”成为人心的主流;而当前中国正处于战略机遇期,也是矛盾凸显期,人心“思兴”,期待党的理想信念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从而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

  谈及此,受访资深党建专家分析说,中国共产党人积革命和建设的长期经验,特别是30余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深知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我们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旗帜,是中华民族振兴和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历史和现实证明,在当代中国,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共同理想与目标作为基本精神支柱,我们党就会有更加坚强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我们的国家就能克服各种艰难险阻,无往不胜。反之,就会人心涣散、党心涣散,就不能形成强大的聚合力,一切事情都办不好。

  从历史经验上看,每当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发展的重要时刻,党中央总是高屋建瓴、审时度势,适时地向党员、干部提出更高更严格的目标要求。前瞻未来,将党的理想信念落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来,也需要多一些客观具体的分析和对策研究。

  一方面,在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大环境中,认清哪些是可以超越的,哪些是不可以超越的。甄小英例举,过去我们有“左”的东西,比如完全否认中共党员的正当的个人利益,改革开放后搞市场经济,我们纠正了“左”的东西,承认党员正当的个人利益,一下子有的人就分不清界限,把个人利益放到了最前面。现在来看,既要承认党员包括党员领导干部正当的个人利益,也要继续保持发扬党员干部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奉献精神。

  另一方面,注重培育党员理想信念的同时,要加强党内制度建设,通过完善的制度来保障中共的先进性、提升执政能力。梅丽红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中走上了一条制度建设与创新的道路。但是,随着时势变迁,制度创新又有广阔的理解空间。其一,“尊重党员主体地位”的价值确认,为党的制度创新提供了基本的指南;其二,依法治国的稳步推进,要求党的制度创新必须体现现代法治的基本规则和精神。

  梅丽红认为,以确立党员主体地位为目标指向的制度创新,不只是意味着党员要在党内事务管理、选举干部和实施党内监督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更重要的是要重塑党内的权威结构和党内权力的作为取向。

  而在多位政党研究者看来,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实现党员对党内事务的广泛参与和有效监督,既是遏制腐败的不二路径,也是重塑政党感召力和凝聚力的当代选择。